去杀谁？谁该杀？谁又能来担当裁决者？难道在生活中可以像艺术中一样轰轰烈烈痛痛快快地解决所有问题吗？
神不生活而人生活，这个事实便利地划开了传说与历史、伟大与平庸。使人感到伟大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雕像柱式的伟大，神秘庄严，高度抽象，永无变化。一种是戏剧性的伟大，有开头，有结尾，有高潮，有曲折，最后仍然归结于雕像般的沉寂。但是对于所有观众来说，生活难道可以就此结束吗？
我手头上有一本由阿根廷人编撰、北京出版社编译出版的大型画册《切·格瓦拉》，封面上是格瓦拉那幅最著名的画像。他扬起眉毛向斜上方凝视的愤怒的眼光和五角星贝雷帽下乱蓬蓬的头发，如今在世界各地的各种游行队伍里都能见到，已经成了二十世纪不屈反抗的象征。几个月前，格瓦拉在北京人艺小剧场的同名话剧舞台上也曾成为一场争论的焦点。但我觉得，这仅仅是一幅画像，只能成为一个象征，如果再多走一步就是走入历史了，而历史总是需要提供时间、地点和因果关系，总是因为有迹可寻而不断引起人们追问的。比如说，格瓦拉的这幅著名的照片，摄于1960年，但很少有人知道，格瓦拉当时并不是在游击队的某处营地里，而是在哈瓦那一次爆炸事件遇难者的追悼集会上。
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也许没什么。但也许值得指出的是：格瓦拉的愤怒是真实的，但那不是反抗者的愤怒，而是对新生政权破坏者的愤怒，他那时已是古巴的一位国家领导人，愤怒的内涵与人们广泛以为的其实是有些不一样的。
可这又有多大关系呢？
也许没有。但是为什么从千万张同样被激怒的面孔中挑出了这一张？为什么它最终被赋予的意义是反抗，而不是权威？为什么照片中的具体背景被逐渐抹去，先是身后的椰子树，后是旁边的人群，最后只剩下木刻画似的抽象风格和至今被我们千百万人所熟知的意义？要知道，这样的精神偶像是注定要指导和影响历史的，可奇怪的是，它本身并不绝对忠实于历史，而是一幅被误解的照片。
当然，有人会说，格瓦拉最终不是放着政府高官不做，自愿回到丛林打游击了吗？难道这种超凡脱俗的行为本身不就意味着最本质最深刻的反抗精神吗？
的确，格瓦拉谜一样的号召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他那悲壮的死，他最后的出走犹如哲学家的深邃，而他的死就更是有如神明了。但是，当人们回顾历史，那上面无数的生活细节，就会填平了画像的空白，显示出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在这个过程中，英雄从画像上走下来，成了我们身边的某个人。格瓦拉在担任古巴经济部门领导人期间，积极号召并亲自参加义务劳动，他那崇高的理想和热情无可怀疑。但是，历史的真实却是：不熟练劳动力过多参加义务劳动反而影响了劳动生产率，古巴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坏的一个收成。这件事促使格瓦拉辞去了经济部门领导人的职位，他是一个勇于担当的人，他最后决定去刚果、玻利维亚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走之前，格瓦拉给卡斯特罗留下一封信。这是格瓦拉写得最为动情的一封信，这封信在舞台上朗读时感人至深，但在当时的古巴公布后，却使格瓦拉进退两难。正是这种种因素导致了格瓦拉最后的结局。
可是，为什么要提起这些往事呢？为什么要细究那些不尽一致的地方？如果不是想怀疑和贬低格瓦拉的崇高存在，那么格瓦拉以今天的形象出现不是更能鼓舞人心吗？是的，可问题是，人心被鼓舞以后又该怎么办呢？生活毕竟不是演戏，越是想认真地有所行动，就越是会深思行动的后果。我还记得几个月前和学生们一起去观看话剧《切·格瓦拉》的感受，尽管我们那一场没有见到大学生冲上舞台，但看得出来全场的观众内心都不平静。不完美的生活在剧场灯光下显得那么不堪忍受，“格拉玛”号起航的锚链重重砸在舞台上，也砸在所有人的心上。这出戏似乎不仅是让人思考的，更像是让人行动的。终场时，正义的战士挥舞大旗，整装待发，台上台下呼应一片。可是，往哪出发呢？扛着枪去丛林吗？如今那儿最大的问题是环境保护。而且存在明确的两军对垒吗？去杀谁？谁该杀？谁又能来担当裁决者？难道在生活中可以像艺术中一样轰轰烈烈痛痛快快地解决所有问题吗？这就是戏剧散场后我的疑问。但是一位沉默不语的同学突然激烈地打断我的话，他完美的感受似乎受到了伤害，车厢里一时鸦雀无声，我也沉默地望着窗外夜色，街上行人已经稀少，他们对剧场里的激情一无所知。我又细细想了一遍，觉得自己没错，至少没有夸夸其谈。就像在这寂静的城市里，如果我们要去某个陌生的地方，不是也要先查查地图吗？我们越是被格瓦拉的精神所打动，越是想像他那样去生活，去战斗，就越是可能庄重地犹豫不决，结果，在理想付诸行动的过程中，唐吉诃德逐渐变成了哈姆莱特。
格瓦拉曾经是医生，后来是战士，他是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却像戏剧中人。他的“格瓦拉主义”或“格瓦拉精神”本质上是一种戏剧精神，期望着一劳永逸，一击中的，在一时的血流成河之后，建成永恒的幸福伊甸园。可是生活又怎么可能一劳永逸呢？除非时间停止，人类不再生育，孩子不再长大。有的人已经死去，他的生活结束了，可有的人还没出生。在老人眼里沧桑的世界，对孩子却是满眼新鲜。那么谁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又该以谁的感受为准呢？生活矛盾的解决，并不像神话故事中所讲的，一个无畏的勇士拼死杀掉一条看守水源的恶龙，土地和人民以后就永沐甘泉，永享幸福。今天我们即使拥有一百个大水库，也不能保证一百年后我们的子孙不会为一桶水发愁。生活就是这样，近忧接着远虑，问题接着问题，这与其说是不幸，不如说是正常。
还有另一位医生，日瓦戈医生，他是同名小说中的人物，却又像是我们身边的人。他觉得每个人的一生都像一只苹果，在独自的品味中成熟，而并不是公众的大事。他怀疑生活是可以人为改造的吗？他倒觉得社会的变化更像植物的运动，看似不动，却自有规律。是的，当一个人独立的思索和个性在行动中和权力、社会迎头相撞的时候，可能会充满了紧张、仇视，甚至能感受到彼此近距离喘息的热气。但当这种个性平静地接受外界的现实，同时又保存内心的敏锐和评判时，一个无所凭恃的思想者的形象就会树立起来，他的思索中就具有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
谁都有自己的人生心愿，都想成为不平凡的人。如果格瓦拉一生只是作为医生行事，那么他的心愿就应该像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医生的誓言一样，只会对病人有好处。可是他生来不喜欢条条框框，不断地漫游，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现实生活让他感到沉闷，也增强了他实现历史宏图的信念。就是说，他想给社会治病。可是当政治家跟当医生不一样，政治家的取舍好恶，会直接影响千百万人的命运，如果他不能做到对症下药，他又有什么权利左右别人的命运，安排别人的未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家是最没有权利犯错误的人。政治家能为所有社会成员负责的伟大气质，其伟大就在于他深知责任重大，能忍耐，小心，而不是随心所欲。
格瓦拉的画像中有一种追求普遍完美的高贵精神。格瓦拉就义后的几幅遗像与《基督透视图》、《基督蒙难》等名画像得惊人，也安祥得惊人。他死去的样子还与他读歌德作品时的照片相像。他就像伟大的梦想家走完了诗一般的人生，终于可以长眠不起了。可是生活中也有更为深沉可贵的东西，是谁也没有权利带走的。它就在母亲带着孩子在阳光下散步的平凡场景中，就在每个家庭对自己孩子未来的温柔期冀里，它比什么都更提示人们，生活虽不完美，但也值得一过。生活永无休止，不可能有什么最终的意义，但又有着一定之规，这就是：不毁坏别人的生活就是珍爱自己的生活。所以，我敬重格瓦拉，但我也倾向于认为，对个人、国家、民族来说，破坏了今天，就不会有明天。平静的生活，不是平庸的生活；能够平静的生活，就是伟大的生活。
《切·格瓦拉》，北京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定价：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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